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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灯看剑》－－那一段被湮没的历史(1)
作者：冰晶水莹那一段被湮没的历史QUOTE:滚滚长江东逝水Lang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话说公元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一日，有一本《挑灯看剑》，上传于十七K网站。自出现那日起，该书的书评区就烽烟四起，金戈不断，引来无数英雄好汉。有识之士观之，叹息不已，为何？不解史实也。今作此文，寻章摘句，权抛砖引玉，遗笑方家处，敬请见谅。
一南宋的历史背景文人的党争既然是以南宋高宗统治下的临安为故事背景，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段时期前后的一些相关资料吧.
靖康元年（1126），金国兵临汴京，京城军民奋起抗击，最终因政府和“王师”的无能，于次年沦陷，钦宗与太上皇徽宗被俘，北宋灭亡。
靖康之乱中，宋高宗赵构从被掳走的父兄手里，接过皇权，亡命江南，经过建炎期间（1127~1130）的四年避让与逃亡岁月，于绍兴初复国，建立了南宋政权。自高宗开始，到理宗去世，“国势将亡”的一百三十余年的南宋政治，其主要表现形态就是朋党之争。
初始阶段的南宋党争，是北宋党争的一种延伸，但与变法和反变法引起的北宋新旧党争不尽一致，南宋朋党之争是在士大夫面对中原沦陷产生的和战之争，以及学术之争的背景下进行的。
进而言之，军事上的主和或主战，是作为“一意向方”的“国论”形态而存在的，因此，和战之争也成了一种非此即彼、关乎国家命运的“国是”之争；学术领域中的孰正孰邪、孰是孰非之争，虽然体现为不同学派之间在学术上的不同崇尚与观点，实际上却是因士大夫在寻求和确立治国之道中的不同政治主张而形成的。
若和战之争，首先是由军事领域表现出来的“国是”之争，学术上的孰是孰非之争，则表现为意识形态中的“国是”之争。
伴随着“国是”之争的是由分辨“君子”“小人”引起的用人之争，其分辨的理论依据是宋代学术的主题之一，而在治国中起用“君子”抑或“小人”，则直接关系到“国是”的具体实施。
因此，驱使南宋文人朋党之争的三大动力即“国是”之争、学术之争与用人之争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是“国是”之争的三个组成部分。
从今天看来，“国是”之争属于正常的政见之争；然而由于当时的朋党并非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Partiers）,而是属于zhuanzhi集权下的政治帮派或团体（Factions）；同时党争的主体深深积淀着传统文化中的劣性根，所以在分朋结党的过程中，不仅流露出浓厚的情绪化、意气化色彩，更主要的是在“国是”之争中，强化了zhuanzhi文化性格；在学术之争中，坚固了排他性学术文化性格；在用人之争中，推进了党同伐异的政治文化性格。
南宋的历史，就在这么一种浓厚的朋党之争的氛围里，拉开了序幕。《挑灯看剑》，也在这么一种历史大背景下展开了。
二宋金关系转化从战争到和议QUOTE:第一卷第16章亲征赵匡胤一挥手，止住了秦喜的话，他目注岳飞，笑道：“岳将军，谁说朕不打金兵，不复河山？”
他抬起头，朗声说道：“各位卿家都听着，金人乃亡国灭家之仇寇，朕意已决，从今尔后，大宋与金势不两立，诸位卿家，皆须以克复神州、重整河山为己志，有再敢言和议及畏怯避战者，殿前立斩，绝不宽赦！”
赵匡胤附身赵构之后，坚持对金作战，这个时机是否合适？让我们回到过去，从公元1129年开始，一起来看看吧。
1、金人对宋战略调整金军以宋人废弃张邦昌为借口，第三次大举攻宋之初，军事进展还算顺利，特别是天会七年（1129），宗弼率领一支军队，“如入无人之境”，一直将宋高宗赶入南海。但金人意欲灭亡赵宋政权，另立赵姓以外的傀儡政权，违背宋朝人民的意愿。宋朝军民对赵宋政权忠心耿耿，不管赵构如何怯懦，退缩，不愿意抗金，甚至要向金人投降，他们都没有怨言，仍然将赵宋政权看成是自己国家的象征，民族的希望，仍然以宋高宗为旗帜，并自动地组织起来，坚持英勇顽强的抗金斗争，誓死保卫自己的国家。
在这种形势下，金军每到一地，都受到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不同程度地打击了金军的嚣张气焰。史书记载，在宗弼追击宋高宗入海及其北返期间，就受到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和打击，“张俊以孤军敢于敌战而有明州城下之捷，陈思恭邀击于吴县而有太湖之捷，牛皋邀击于荆南而有宝丰之捷，岳飞邀击于荆南而有静安之捷，而韩世忠捷于镇江”等。其中韩世忠捷于镇江，就是著名的黄天荡之役，对宗弼的打击十分沉重。史载，宗弼“自江南回，初至江北，每遇亲识，必相持泣下，诉以过江艰危，几不免”。
金朝的另一员大将完颜昌，也在天会九年（1131）三月被缩头湖张荣的梁山泊水军大败，“溺水或陷入泥淖者不可计”，“其气挫折，又马灾多死”，“遂归河北，休兵于宿迁县”。
从此，金人开始调整对宋政策，实行“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
2，宋金军事实力比较在军事问题上，无非是实力和实力的运用两项变数，而根本不存在常数。在历史上，弱小者敢于横挑强敌，百折不挠，战胜强敌的实例也比比皆是。
纵观北宋末到绍兴和议前的宋金战史，一个基本史实是宋军愈战愈强，而金军愈战愈弱。当金军初入中原时，由于宋徽宗时的zhuanzhi腐败统治，宋军无疑是一触即溃，或不战而溃，根本没有能力进行野战，只能进行守城战。王禀指挥的太原保卫战，则是当时最悲壮的一幕。
从建炎元年（1127）冬到翌年春，宗泽以东京留守的身份，事实上主持前沿军事，情况就发生了重大改变，金军对开封发动的最凌厉攻势遭受严重挫败。这与北宋末的开封失守形成鲜明对照。宗泽准备大举北伐，却不幸因心力交瘁而病终。此后，在宋高宗和黄潜善、汪伯彦的昏暗政治下，南宋终于走向蹙地数千里，自黄河退到大江的悲惨局面。
建炎三年（1129）、四年（公元1130）间，金军渡江作战，既是其军事胜利的颠峰，却也走向了物极必反。韩世忠指挥的黄天荡之战，使金军受到挫折，岳飞又麾兵克复建康，将金军全部逐出江南。绍兴元年（1131），张荣率抗金义军在缩头湖一战，赢得全胜，迫使金军退到淮水以北。吴玠军在当年的和尚原之战和绍兴四年（1134）的仙人关之战，使金军蒙受自灭辽破宋以来的两次惨败。当时，金军的主力和基干是女真骑兵，最利于在秋冬季节纵横驰骋于平原地区。
和尚原和仙人关两战是山地战，尚可说是“以失地利而败”，然而到绍兴十年（1140），刘琦军进行的顺昌之战，则开创了在平原地区大败金军的新纪录。
如果说，顺昌之战尚有利用女真人不耐酷暑的天时，而以逸待劳因素，则岳家军大举北伐，又是在闰六月之后的七月，即在最利于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以少击众，先后在郾城和颍昌两次大战中，大破金军主力。面对岳家军的兵威，金军曾被迫放弃开封。
这几场战役，打的是何等痛快淋漓，何等豪情纵生。大宋朝数百万军民的血脉为之澎湃激昂。
然而，宋军是有严重的军事弱点的。首先就是宋高宗唯愿以战求和，不惜屈辱苟安的大政方针，在此方针指导下，其他的弱点，诸如有的将帅拥兵玩敌，各军不能协同作战等，也就相应地无法解决。
尽管宋军存在弱点，并不影响大局。一个最明显、最基本的史实，就是南宋军力自守有余。宋朝的军队实力，并不逊色于金。
有此情势下，宋高宗完全有多种选择的自由。例如，他可以取守势，却仍维持对金的敌对状态，南北朝的对峙，即早有先例。他也可以争取较为体面的、平等的和议，若无此种和约，则宁愿不和。但是，宋高宗却宁愿以屈辱和议为快。
读史之时，每到此处，均不由扼腕叹息。试想一下，若能在和议前这个时间点，让宋太祖代替宋高宗出场，结束绍兴和议的屈辱，是多么让人振奋啊！
3，南宋的经济南宋的军事实力并不亚于金，那么经济实力又是如何呢？
随着宋高宗赵构的建都临安，经济中心也转移到了南方。南宋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足。文人雅士写词作赋，文化昌盛。农田的开垦，水利的兴修，稻麦的培育，棉花的种植，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兵器制造，造船业，制瓷业，纺织业，印刷造纸和矿冶，也有新的发展；城市集镇、商行、海外贸易的发展也很迅速。商业贸易比北宋更加繁盛。依据一一五九年（高宗绍兴二十九年）的不完全的统计材料，南宋统治下的人口共有一千六百八十四万。从一连串数据来看：北宋税收达到1亿两白银，农业税仅占30%。工商业税占70%。而南宋的税收超过北宋，15%的税收为海关。南宋经济总量，占当时世界的80%，人均海外贸易为三到四吊，大约为3到四两银子，杭州普通人穿丝衣。
南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宋朝在南方立国抗战，提供了坚厚的物质基础。
4，围绕着绍兴和议的士人气节以南宋如此优越的军事经济实力，为什么要和金签下屈辱的绍兴和议？
绍兴和议是南宋与金订立的屈辱和约之一。南宋绍兴十年、金天眷三年（1140），本来宋军在反击金军的南下中，取得了顺昌、郾城、昌等役的胜利，然而宋高宗与宰相秦桧却惟恐有碍对金的和议，下令撤军。完颜宗弼（金兀术）则率重兵进军淮南，形成大军压境之势。绍兴十一年（1141），宋将刘琦等在柘皋（今安徽巢县西北）大败金兵。金兵也在濠州（今安徽凤阳）回击了宋兵。为了彻底求和，宋廷以论功行赏为名，把韩世忠、张俊、岳飞三位大将召赴临安，分别委以枢密使和枢密副使的虚衔，解除了兵权。秦桧甚至拉拢张俊，进一步打击坚决抗金的韩世忠和岳飞，制造了臭名昭著的岳飞冤狱。
这年十月，宋派魏良臣赴金，提出和议；十一月，金派萧毅，邢具瞻为审议使，随魏良臣来宋，提出和议条件。最后双方达成了和议，内容大体如下：（1）宋向金称臣，金册封宋康王赵构为皇帝；（2）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在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南属宋，北属金，割唐州（今河南唐河）、邓州（今河南邓县），以及商州（今陕西商县）、秦州（今甘肃天水）的大半予金；（3）宋每年向金纳贡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从绍兴十二年开始，每年春季送至泗州交纳。南宋于这个耻辱的条约中断送了在这之前的抗金硕果，与金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而南宋以耻辱所换取的“和平”，亦只维持了短短的二十年。
中国古代儒家是十分强调气节问题的。宋末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歌颂了历史上在不同条件下的气节典型：QUOTE:“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随所旁薄，冽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在绍兴和议前后，气节问题无疑是集中在反对降金乞和。当时一切有志节之士莫不反对屈辱媾和，这决不是如投降派程敦厚所谓“不量其力”。恰好相反，他们是估量了双方实力对比，认为完全不需要，也不应当有屈辱和议。被迫退闲的一代名臣李纲上奏说，“原其所自，皆吾谋虑弗臧，不能自治自强，偷安朝夕，无久远之计”。“与其事不共戴天之雠，仰愧宗庙，俯失士民之心，而终归于亡，贻羞无穷，曷若幡然改图，正仇雠之名，辞顺理直，以作士民之气，犹可以履危而求安，转亡而为存”。按照儒家伦理，且不论割地、纳贡等问题，宋高宗向父母兄弟之仇下跪称臣，就是典型的丧失气节的行为。
宋高宗为了掩饰自己的无气节，最初就是在主持和谈的左相赵鼎的建议下，举起了一块“孝”字号遮羞布。等到生母韦氏和父亲的棺材南归，而难兄宋钦宗却无法回来，一个小武官马元益针对“迎请天属”失败，而上书言事，理屈词穷的皇帝只能说：“真宗皇帝澶渊之盟，敌人不犯边塞。今者和议，人多异论，朕不晓所谓，止是不恤国事耳！”至此地步，“孝”字号遮羞布已经不顶用，明知自己悌道有亏，又只得飞起一顶“不恤国事”的铁帽子压人，下令将马元益流放，“庶几人知劝惩”。
事实上，所谓“人知劝惩”的清洗抗战派的政策，是在正式订立绍兴和议的前三年，即绍兴八年（1138）就开始的。反对还是赞同降金乞和，是官员们升迁还是降黜首要标准。士大夫们要守节，就必然不能赞成降金乞和，就必然要降黜甚至受严重迫害；反之，要博取高官，就必须赞同屈辱苟安。
在宋高宗和秦桧的威逼和利诱下，大批的士大夫不能不失节。当时通过科举当进士，可能还胜似今日当院士，成为文士们的头等大事。事实上，当绍兴和议后，士人们要得到金榜题名，就非附会降金政策不可。
绍兴十二年（1142）殿试，状元陈诚之，榜眼探花均附会降金政策而高中三甲。
绍兴十五年（1145）状元刘章，第二名**中为了难得的功名机遇，也只能说违心之论。
绍兴十八年（1148）科举，状元王佐也不得不赞扬“真儒”秦桧。
特别应当指出者，著名的理学家朱熹也是同榜中举者，然而今人再也找不到他当时的策文。据考证，朱熹对那次中举根本没有荣耀感。他在晚年承认自己那时只是“胡说”，无疑有很深的自责之意。依朱熹的文化修养，只是登同榜中的第五甲第九十人，也可推知其违心之论说得不重，对宋高宗的降金政策吹捧不力，但又毕竟不得不说，不得不捧。
绍兴二十一年（1151）的头名状元赵逵，又是一例。
但当时科场中还是不乏有志节之士。徐庭筠，陆游都属于坚持不肯吹捧宋高宗的降金政策而无法中举的学子。
宋高宗和秦桧为了推行和维持对金屈膝媾和，就必须疯狂地摧残士人的气节。且以绍兴和议到秦桧去世前的五榜正奏名进士为例，绍兴十二年为３９８人，绍兴十五年为３７４人，绍兴十八年为３５３人，绍兴二十一年为４２２人，绍兴二十四年为４１９人，合计１９６６人。这仅是撰写歌颂宋高宗君臣降金政策而科举过关者，而更有特奏名进士，还有大量虽亦撰写了歌颂文字，却仍未过登科关者，用成千上万的成语估算，是不过份的。
仅就以上统计，以及朱熹、张孝祥、范成大等名士的违心卷入，郑樵的献媚邀宠，亦足以反映绍兴和议前后文士失节的普遍性和严重性。朱熹注重义利之辨，然而遇到科场的实际利益，也只能暂时站在利的一边。
这样看来，《挑灯看剑》里，满朝文人异口同声的赞同和议，皆为时势所造也。今我等读之，诧也叹也，为之奈何。
三虚君实相的由来为什么赵匡胤附身赵构后，毫不犹豫的决定赦免岳飞？秦桧独揽朝纲近十年，朝堂之上的士大夫们都与他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呢？勾龙如渊，这位洛学正统提出的虚君实相理论，又是如何解释的呢？
1,浅谈宋代的皇权与相权宋代的皇权和相权，比前代都有所加强，这种状况与皇权弱相权强、皇权强相权弱、皇权相权都弱三种状况相比，对于封建统治集团来说，无疑最为理想。在当代学者中，把宋代称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成熟时期”者有之，称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境地”者亦有之。从上述意义上讲，这类说法不无道理。宋代皇权相权都强，从根本上说，是唐宋之际社会变迁的结果，与士大夫阶层形成并在封建地主阶级这个“等级的阶级”中跃居最高层直接相关。
2，不杀大臣及言事官QUOTE:第一卷第4章：闯宫(下)赵匡胤背负双手，面无表情地目送着内待远去的背影，心中却有着另一番考虑。
他是帝王，帝王心术与军人不同，尽管他很欣赏韩世忠，尽管他知道能让韩世忠卖命的岳飞必然不同凡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认为岳飞与主张杀他的人就是如此地忠奸分明。
他自己的帝位便是陈桥驿上黄袍加身得来的，所以他深知手握兵权的方面大将，一旦生出了异心，会是何等的可怕。
更何况，岳飞是一个能让韩世忠如此人物也为他卖命的将军。
一南宋的历史背景文人的党争既然是以南宋高宗统治下的临安为故事背景，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段时期前后的一些相关资料吧.
靖康元年（1126），金国兵临汴京，京城军民奋起抗击，最终因政府和“王师”的无能，于次年沦陷，钦宗与太上皇徽宗被俘，北宋灭亡。
靖康之乱中，宋高宗赵构从被掳走的父兄手里，接过皇权，亡命江南，经过建炎期间（1127~1130）的四年避让与逃亡岁月，于绍兴初复国，建立了南宋政权。自高宗开始，到理宗去世，“国势将亡”的一百三十余年的南宋政治，其主要表现形态就是朋党之争。
初始阶段的南宋党争，是北宋党争的一种延伸，但与变法和反变法引起的北宋新旧党争不尽一致，南宋朋党之争是在士大夫面对中原沦陷产生的和战之争，以及学术之争的背景下进行的。
进而言之，军事上的主和或主战，是作为“一意向方”的“国论”形态而存在的，因此，和战之争也成了一种非此即彼、关乎国家命运的“国是”之争；学术领域中的孰正孰邪、孰是孰非之争，虽然体现为不同学派之间在学术上的不同崇尚与观点，实际上却是因士大夫在寻求和确立治国之道中的不同政治主张而形成的。
若和战之争，首先是由军事领域表现出来的“国是”之争，学术上的孰是孰非之争，则表现为意识形态中的“国是”之争。
伴随着“国是”之争的是由分辨“君子”“小人”引起的用人之争，其分辨的理论依据是宋代学术的主题之一，而在治国中起用“君子”抑或“小人”，则直接关系到“国是”的具体实施。
因此，驱使南宋文人朋党之争的三大动力即“国是”之争、学术之争与用人之争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是“国是”之争的三个组成部分。
从今天看来，“国是”之争属于正常的政见之争；然而由于当时的朋党并非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Partiers）,而是属于zhuanzhi集权下的政治帮派或团体（Factions）；同时党争的主体深深积淀着传统文化中的劣性根，所以在分朋结党的过程中，不仅流露出浓厚的情绪化、意气化色彩，更主要的是在“国是”之争中，强化了zhuanzhi文化性格；在学术之争中，坚固了排他性学术文化性格；在用人之争中，推进了党同伐异的政治文化性格。
南宋的历史，就在这么一种浓厚的朋党之争的氛围里，拉开了序幕。《挑灯看剑》，也在这么一种历史大背景下展开了。
二宋金关系转化从战争到和议QUOTE:第一卷第16章亲征赵匡胤一挥手，止住了秦喜的话，他目注岳飞，笑道：“岳将军，谁说朕不打金兵，不复河山？”
他抬起头，朗声说道：“各位卿家都听着，金人乃亡国灭家之仇寇，朕意已决，从今尔后，大宋与金势不两立，诸位卿家，皆须以克复神州、重整河山为己志，有再敢言和议及畏怯避战者，殿前立斩，绝不宽赦！”
赵匡胤附身赵构之后，坚持对金作战，这个时机是否合适？让我们回到过去，从公元1129年开始，一起来看看吧。
1、金人对宋战略调整金军以宋人废弃张邦昌为借口，第三次大举攻宋之初，军事进展还算顺利，特别是天会七年（1129），宗弼率领一支军队，“如入无人之境”，一直将宋高宗赶入南海。但金人意欲灭亡赵宋政权，另立赵姓以外的傀儡政权，违背宋朝人民的意愿。宋朝军民对赵宋政权忠心耿耿，不管赵构如何怯懦，退缩，不愿意抗金，甚至要向金人投降，他们都没有怨言，仍然将赵宋政权看成是自己国家的象征，民族的希望，仍然以宋高宗为旗帜，并自动地组织起来，坚持英勇顽强的抗金斗争，誓死保卫自己的国家。
在这种形势下，金军每到一地，都受到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不同程度地打击了金军的嚣张气焰。史书记载，在宗弼追击宋高宗入海及其北返期间，就受到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和打击，“张俊以孤军敢于敌战而有明州城下之捷，陈思恭邀击于吴县而有太湖之捷，牛皋邀击于荆南而有宝丰之捷，岳飞邀击于荆南而有静安之捷，而韩世忠捷于镇江”等。其中韩世忠捷于镇江，就是著名的黄天荡之役，对宗弼的打击十分沉重。史载，宗弼“自江南回，初至江北，每遇亲识，必相持泣下，诉以过江艰危，几不免”。
金朝的另一员大将完颜昌，也在天会九年（1131）三月被缩头湖张荣的梁山泊水军大败，“溺水或陷入泥淖者不可计”，“其气挫折，又马灾多死”，“遂归河北，休兵于宿迁县”。
从此，金人开始调整对宋政策，实行“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
2，宋金军事实力比较在军事问题上，无非是实力和实力的运用两项变数，而根本不存在常数。在历史上，弱小者敢于横挑强敌，百折不挠，战胜强敌的实例也比比皆是。
纵观北宋末到绍兴和议前的宋金战史，一个基本史实是宋军愈战愈强，而金军愈战愈弱。当金军初入中原时，由于宋徽宗时的zhuanzhi腐败统治，宋军无疑是一触即溃，或不战而溃，根本没有能力进行野战，只能进行守城战。王禀指挥的太原保卫战，则是当时最悲壮的一幕。
从建炎元年（1127）冬到翌年春，宗泽以东京留守的身份，事实上主持前沿军事，情况就发生了重大改变，金军对开封发动的最凌厉攻势遭受严重挫败。这与北宋末的开封失守形成鲜明对照。宗泽准备大举北伐，却不幸因心力交瘁而病终。此后，在宋高宗和黄潜善、汪伯彦的昏暗政治下，南宋终于走向蹙地数千里，自黄河退到大江的悲惨局面。
建炎三年（1129）、四年（公元1130）间，金军渡江作战，既是其军事胜利的颠峰，却也走向了物极必反。韩世忠指挥的黄天荡之战，使金军受到挫折，岳飞又麾兵克复建康，将金军全部逐出江南。绍兴元年（1131），张荣率抗金义军在缩头湖一战，赢得全胜，迫使金军退到淮水以北。吴玠军在当年的和尚原之战和绍兴四年（1134）的仙人关之战，使金军蒙受自灭辽破宋以来的两次惨败。当时，金军的主力和基干是女真骑兵，最利于在秋冬季节纵横驰骋于平原地区。
和尚原和仙人关两战是山地战，尚可说是“以失地利而败”，然而到绍兴十年（1140），刘琦军进行的顺昌之战，则开创了在平原地区大败金军的新纪录。
如果说，顺昌之战尚有利用女真人不耐酷暑的天时，而以逸待劳因素，则岳家军大举北伐，又是在闰六月之后的七月，即在最利于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以少击众，先后在郾城和颍昌两次大战中，大破金军主力。面对岳家军的兵威，金军曾被迫放弃开封。
这几场战役，打的是何等痛快淋漓，何等豪情纵生。大宋朝数百万军民的血脉为之澎湃激昂。
然而，宋军是有严重的军事弱点的。首先就是宋高宗唯愿以战求和，不惜屈辱苟安的大政方针，在此方针指导下，其他的弱点，诸如有的将帅拥兵玩敌，各军不能协同作战等，也就相应地无法解决。
尽管宋军存在弱点，并不影响大局。一个最明显、最基本的史实，就是南宋军力自守有余。宋朝的军队实力，并不逊色于金。
有此情势下，宋高宗完全有多种选择的自由。例如，他可以取守势，却仍维持对金的敌对状态，南北朝的对峙，即早有先例。他也可以争取较为体面的、平等的和议，若无此种和约，则宁愿不和。但是，宋高宗却宁愿以屈辱和议为快。
读史之时，每到此处，均不由扼腕叹息。试想一下，若能在和议前这个时间点，让宋太祖代替宋高宗出场，结束绍兴和议的屈辱，是多么让人振奋啊！
3，南宋的经济南宋的军事实力并不亚于金，那么经济实力又是如何呢？
随着宋高宗赵构的建都临安，经济中心也转移到了南方。南宋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足。文人雅士写词作赋，文化昌盛。农田的开垦，水利的兴修，稻麦的培育，棉花的种植，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兵器制造，造船业，制瓷业，纺织业，印刷造纸和矿冶，也有新的发展；城市集镇、商行、海外贸易的发展也很迅速。商业贸易比北宋更加繁盛。依据一一五九年（高宗绍兴二十九年）的不完全的统计材料，南宋统治下的人口共有一千六百八十四万。从一连串数据来看：北宋税收达到1亿两白银，农业税仅占30%。工商业税占70%。而南宋的税收超过北宋，15%的税收为海关。南宋经济总量，占当时世界的80%，人均海外贸易为三到四吊，大约为3到四两银子，杭州普通人穿丝衣。
南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宋朝在南方立国抗战，提供了坚厚的物质基础。
4，围绕着绍兴和议的士人气节以南宋如此优越的军事经济实力，为什么要和金签下屈辱的绍兴和议？
绍兴和议是南宋与金订立的屈辱和约之一。南宋绍兴十年、金天眷三年（1140），本来宋军在反击金军的南下中，取得了顺昌、郾城、昌等役的胜利，然而宋高宗与宰相秦桧却惟恐有碍对金的和议，下令撤军。完颜宗弼（金兀术）则率重兵进军淮南，形成大军压境之势。绍兴十一年（1141），宋将刘琦等在柘皋（今安徽巢县西北）大败金兵。金兵也在濠州（今安徽凤阳）回击了宋兵。为了彻底求和，宋廷以论功行赏为名，把韩世忠、张俊、岳飞三位大将召赴临安，分别委以枢密使和枢密副使的虚衔，解除了兵权。秦桧甚至拉拢张俊，进一步打击坚决抗金的韩世忠和岳飞，制造了臭名昭著的岳飞冤狱。
这年十月，宋派魏良臣赴金，提出和议；十一月，金派萧毅，邢具瞻为审议使，随魏良臣来宋，提出和议条件。最后双方达成了和议，内容大体如下：（1）宋向金称臣，金册封宋康王赵构为皇帝；（2）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在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南属宋，北属金，割唐州（今河南唐河）、邓州（今河南邓县），以及商州（今陕西商县）、秦州（今甘肃天水）的大半予金；（3）宋每年向金纳贡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从绍兴十二年开始，每年春季送至泗州交纳。南宋于这个耻辱的条约中断送了在这之前的抗金硕果，与金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而南宋以耻辱所换取的“和平”，亦只维持了短短的二十年。
中国古代儒家是十分强调气节问题的。宋末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歌颂了历史上在不同条件下的气节典型：QUOTE:“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随所旁薄，冽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在绍兴和议前后，气节问题无疑是集中在反对降金乞和。当时一切有志节之士莫不反对屈辱媾和，这决不是如投降派程敦厚所谓“不量其力”。恰好相反，他们是估量了双方实力对比，认为完全不需要，也不应当有屈辱和议。被迫退闲的一代名臣李纲上奏说，“原其所自，皆吾谋虑弗臧，不能自治自强，偷安朝夕，无久远之计”。“与其事不共戴天之雠，仰愧宗庙，俯失士民之心，而终归于亡，贻羞无穷，曷若幡然改图，正仇雠之名，辞顺理直，以作士民之气，犹可以履危而求安，转亡而为存”。按照儒家伦理，且不论割地、纳贡等问题，宋高宗向父母兄弟之仇下跪称臣，就是典型的丧失气节的行为。
宋高宗为了掩饰自己的无气节，最初就是在主持和谈的左相赵鼎的建议下，举起了一块“孝”字号遮羞布。等到生母韦氏和父亲的棺材南归，而难兄宋钦宗却无法回来，一个小武官马元益针对“迎请天属”失败，而上书言事，理屈词穷的皇帝只能说：“真宗皇帝澶渊之盟，敌人不犯边塞。今者和议，人多异论，朕不晓所谓，止是不恤国事耳！”至此地步，“孝”字号遮羞布已经不顶用，明知自己悌道有亏，又只得飞起一顶“不恤国事”的铁帽子压人，下令将马元益流放，“庶几人知劝惩”。
事实上，所谓“人知劝惩”的清洗抗战派的政策，是在正式订立绍兴和议的前三年，即绍兴八年（1138）就开始的。反对还是赞同降金乞和，是官员们升迁还是降黜首要标准。士大夫们要守节，就必然不能赞成降金乞和，就必然要降黜甚至受严重迫害；反之，要博取高官，就必须赞同屈辱苟安。
在宋高宗和秦桧的威逼和利诱下，大批的士大夫不能不失节。当时通过科举当进士，可能还胜似今日当院士，成为文士们的头等大事。事实上，当绍兴和议后，士人们要得到金榜题名，就非附会降金政策不可。
绍兴十二年（1142）殿试，状元陈诚之，榜眼探花均附会降金政策而高中三甲。
绍兴十五年（1145）状元刘章，第二名**中为了难得的功名机遇，也只能说违心之论。
绍兴十八年（1148）科举，状元王佐也不得不赞扬“真儒”秦桧。
特别应当指出者，著名的理学家朱熹也是同榜中举者，然而今人再也找不到他当时的策文。据考证，朱熹对那次中举根本没有荣耀感。他在晚年承认自己那时只是“胡说”，无疑有很深的自责之意。依朱熹的文化修养，只是登同榜中的第五甲第九十人，也可推知其违心之论说得不重，对宋高宗的降金政策吹捧不力，但又毕竟不得不说，不得不捧。
绍兴二十一年（1151）的头名状元赵逵，又是一例。
但当时科场中还是不乏有志节之士。徐庭筠，陆游都属于坚持不肯吹捧宋高宗的降金政策而无法中举的学子。
宋高宗和秦桧为了推行和维持对金屈膝媾和，就必须疯狂地摧残士人的气节。且以绍兴和议到秦桧去世前的五榜正奏名进士为例，绍兴十二年为３９８人，绍兴十五年为３７４人，绍兴十八年为３５３人，绍兴二十一年为４２２人，绍兴二十四年为４１９人，合计１９６６人。这仅是撰写歌颂宋高宗君臣降金政策而科举过关者，而更有特奏名进士，还有大量虽亦撰写了歌颂文字，却仍未过登科关者，用成千上万的成语估算，是不过份的。
仅就以上统计，以及朱熹、张孝祥、范成大等名士的违心卷入，郑樵的献媚邀宠，亦足以反映绍兴和议前后文士失节的普遍性和严重性。朱熹注重义利之辨，然而遇到科场的实际利益，也只能暂时站在利的一边。
这样看来，《挑灯看剑》里，满朝文人异口同声的赞同和议，皆为时势所造也。今我等读之，诧也叹也，为之奈何。
三虚君实相的由来为什么赵匡胤附身赵构后，毫不犹豫的决定赦免岳飞？秦桧独揽朝纲近十年，朝堂之上的士大夫们都与他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呢？勾龙如渊，这位洛学正统提出的虚君实相理论，又是如何解释的呢？
1,浅谈宋代的皇权与相权宋代的皇权和相权，比前代都有所加强，这种状况与皇权弱相权强、皇权强相权弱、皇权相权都弱三种状况相比，对于封建统治集团来说，无疑最为理想。在当代学者中，把宋代称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成熟时期”者有之，称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境地”者亦有之。从上述意义上讲，这类说法不无道理。宋代皇权相权都强，从根本上说，是唐宋之际社会变迁的结果，与士大夫阶层形成并在封建地主阶级这个“等级的阶级”中跃居最高层直接相关。
2，不杀大臣及言事官QUOTE:第一卷第4章：闯宫(下)赵匡胤背负双手，面无表情地目送着内待远去的背影，心中却有着另一番考虑。
他是帝王，帝王心术与军人不同，尽管他很欣赏韩世忠，尽管他知道能让韩世忠卖命的岳飞必然不同凡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认为岳飞与主张杀他的人就是如此地忠奸分明。
他自己的帝位便是陈桥驿上黄袍加身得来的，所以他深知手握兵权的方面大将，一旦生出了异心，会是何等的可怕。
更何况，岳飞是一个能让韩世忠如此人物也为他卖命的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