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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新登基的皇帝,我表现得很勤勉。

    按照隔日视朝的规矩,皇帝应该每逢单日就于紫宸殿上朝,处理国家政务,称为常朝。五品以上官员,两省供奉使,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等都要上朝。此外,每月初一、十五的朔望两日,还要于宣政殿举行中朝,此时九品以上的京官都要上朝,又叫朔望朝。

    此外,皇帝处理朝政,还有于延英殿召对宰相的方式,叫做延英召对。

    但这些,都是大唐尚还强盛时候的规矩。到了懿宗时期,常朝几乎已经不再举行。而延英召对虽然仍然没有停止,参与召对的,却并不仅仅只有宰相和皇帝。每次宦官枢密使必在一旁,皇帝每做一个决策,都得看枢密使的眼色行事。

    我这个新皇帝,跟先君懿宗想比,最大的特点,就是将已经废弃很久的常朝制度重新启用。每逢单日,都风雨无阻的在紫宸殿上临朝视政。

    当然了,田令孜在我临朝的时候,寸步不离的跟在我后面。开始他还抱着我坐在龙椅上,本来这是犯了大忌的。就算他掌握了不小的权柄,真要有人以此弹劾他,他也没好日子过。但后来他不知道被谁提醒了,居然老老实实的垂手立在一旁,不再抱着我坐龙椅了。自然,处理政务的时候,他在一边小声操纵,那是难免的了。

    就算是这样,我隔日视朝的举止,还是让满朝文武赞扬不断。屡屡上奏拍马屁,说我恢复常朝制度,乃是自太宗以来大唐的第一勤勉君主,日后必将中兴大唐,威临四海。这都纯粹是胡说。大唐早期的常朝还是每天举行的呢。更何况,玄宗晚年虽然荒废朝政,早年却是相当勤勉的。不要和他们比,就算比之宪宗、宣宗,我都未必能比得上,如何竟然成了自太宗以来大唐的第一勤勉君主了?

    尤其重要的是,我恢复常朝制度,完全不是我的主意,而是权力十分强烈的田令孜为了揽权而作的主张。虽然我心中的确也有这个打算,但是眼下,这功劳可不是我的。

    处理政务之时,我在朝堂之上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甚至小到每一个动作,都完完全全,彻头彻尾的是由田令孜操纵。然而百官对此却视而不见,只是一味的赞颂我是天生英主,一代明君。

    其实我心里、田令孜心里、百官心里都很清楚,这些赞颂,不是给我的,而是用来间接给田令孜拍马屁的。这样不但田令孜看了高兴,他们也不会背上逢迎权宦的骂名,为了拍这个马屁,他们也真是挖空心思了。如果他们能够把这份心思放在为国效力上,那我大唐何愁不能振兴?可惜这只都是我的幻想罢了。

    我做皇帝的日子已经过去差不多四个月了,咸通十四年已经到了年末。

    这四个月,除了驱逐韦保衡及其党羽,我这个傀儡被田令孜授意发布的诏令如下:

    深受懿宗宠爱的乐工李可及被流放岭南。此人是一名音乐家,在艺术上很有造诣。尤其是他谱写的哀挽同昌公主的《叹百年曲》,深受懿宗赏识,被封至大将军爵。他儿子娶媳时,懿宗送他两银壶酒,打开一开,里面全被装满了金银珠宝。从文化艺术的角度上来说,他是一个很值得重用的人。但是在田令孜眼中,他却是上任皇帝的宠臣,绝对不能任他留在宫中,跟他这个新任皇帝的宠臣争宠,所以他被流放了。不过我还是暗中吩咐聂隐娘派人给他送去一些钱帛,供其使用。眼下黄巢之乱将起,他这样的艺术家在中原根本没有活路,也只有到了岭南,才能有一线生机。等到我扫平天下的时候,再把他请回来传授音乐技艺,宣我大唐文教也不迟。

    李可及只是一个宠臣,在朝廷和天下都没有太大的地位。接下来的诏令才是真正有影响的。

    九月,田令孜刚刚把韦保衡这个政敌驱逐出朝廷,就同时给别人封官,以拉拢他们作为自己党羽。

    在与韦保衡的争斗中失败的前宰相,现在的西川节度使路岩被下诏遥领侍中。侍中是最高的监督长,属于使相,也就是有宰相之名而无宰相之权的虚位。这是田令孜对他的拉拢。

    同时,成德节度使王景崇加为中书令,中书令为最高立法长,同样是使相。而魏博节度使韩君雄、卢龙节度使张公素、天平节度使高骈都被封为同平章事,皆有宰相名位。韩君雄还被赐名允中。被皇帝赐名,也算是对大臣的一种莫大恩典了。另外,对张公素的任命,实际上也是正式确定了他擅自夺取卢龙节度使权位的举动。

    这些诏令,都是对原本懿宗一朝重臣加以安抚的信号。

    此外,十月四日,以尚书左仆射萧仿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此时他已经八十多岁了。但是他的名声很好,有清世廉洁的美誉,又有百事主动助人的美名,被当时的人看作榜样。

    他同时也是出生名门望族。后世历史上他们萧家在大唐一朝,曾经出过八个宰相,史称唐朝萧氏“八叶宰相”,历史上极为少见。而现在,萧家也已经出了七个宰相了。后世历史上,他一上台就以杨收、路岩、韦保衡留下的朋党好赂为改革对象,加上崔彦昭的得力支持,便取得了“辅政数月,百职斯举,察而不烦”的好成绩。然而好景不长,萧仿于一年后就去世了。否则我一定会大用于他。

    同时,以岳州刺史于琮为太子少傅,因为他而被贬逐者一并被召回朝廷。循州司户崔沆复官为中书舍人,前户部侍郎、知制诰、翰林学士承旨郑畋为左散骑常侍,前兵部侍郎、知制诰、翰林学士张裼为太子宾客,前谏议大夫高湘复官为谏议大夫,前宣歙观察使杨严复官为给事中。

    另外,左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刘鄴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兼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同时被任为淮南节度观察副大使、知节度事。

    十一月,以光禄大夫、守太子少傅、驸马都尉于琮检校尚书左仆射,兼襄州刺史、御史大夫,同时任山南东道节度观察等使。同时以右仆射萧邺遥领同平章事,充任河东节度使。

    十月十二日,大赦天下。

    十二月,长安城冬日惊雷,人心惶惶。义成军节度使、检校刑部尚书杜慆就加兵部尚书。

    此时还出了一桩大事。

    西川节度使路岩,性喜声色游宴。他将军政大事都教给亲信边咸、郭筹办理。两人遇事都处理完了之后才报告给他,大小官员对之非常畏惧。有一次盛大阅兵,二人议事,神秘兮兮的暗中传递纸条,传完后又烧掉。军中以为他们有异图,惊惧不安。后来被人密奏朝廷,于是十一月七日,将路岩调任荆南节度使,到了十二月,又将他贬为新州刺史。边咸、郭筹暗中探知原由,于是潜逃。但是第二年他们都被抓获处死。

    十二月八日,下诏令将佛骨送还法门寺,封于地宫中。这个消耗浪费了大量财力物力,几乎动摇国本的所谓“圣物”,实际上被一干忠臣当成“瘟神”的东西,终于被封存了。在后世历史上,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再度出土。不过我倒也并不完全讨厌它。它不过一个死物,如何能够动摇到国本?真正该怪罪的,是当时的皇帝和大臣。以后,或许它对我还会有点用处呢。宗教用得好,完全可以被皇帝用来增加自己的威望,平息民间的怨气。当然要是用得不好,那就麻烦大了。

    总之在我当上皇帝的这半年来,表面上看起来,朝廷的政务处理得有条不紊,滴水不漏。除了普通的老百姓会以为是我的功劳,其他的人都知道,这完全是田令孜的手段。

    只是,我仍然在深深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