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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个该死的朝议大会之上,那个他们费尽了无数心机,才终于把他逼到死角的眼中钉岳飞,就这么施施然地脱了罪,还官复原职,而且更上一层楼;在那个该死的朝议大会之上,那个一直以来被大宋上下,包括天子官家在内都自奉为上宾的女真议和使节完颜乌鲁,就这么被当廷驱逐,从而自此逆转了宋金和议的局面;也就在那个该死的朝议之上,那位庸怯懦弱的天子赵构,居然就这么一改这十余年来对他义父低眉顺目,优礼有加的姿态,强释岳飞,力驱金使,还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放言要整顿王师,克日北上,驱逐鞑虏,恢复中原!要知道,哪怕就在那朝议大会的一天之前,他们父子都还牢牢把握大宋朝堂的朝政大局;哪怕就在那朝议大会的一天之前,他们父子挟与金国和议之谈,兀自能令得天子低眉,群臣俯首,甚至于朝堂之上那些百官臣僚,十有八九,都是出自于秦桧门下的裙带姻亲,门生故吏.

    然而却也就是这么一场朝议大会,一切似乎就变了个样,那位十余年来一直庸怯懦弱,以至于朝政权柄实质上已经日益转移到他们父子**手中的天子官家,居然就借着这么一场朝议大会,将大宋皇朝至高无上的权力,又这么轻易地捉回了自己的手里,就这么轻易地让他们父子**,十余年来的辛苦经营,十余年来的安排算计,就这么变成了一场玩笑。

    这些日子来,每当想起那日朝堂之上,几乎所有的官员们都在跟随着那位天子官家山呼海啸般大声反复呼喊着那句“驱逐鞑虏,恢复中原”的时候,那种热泪盈眶,不能自已的场景,秦喜都会觉得有些不寒而栗。

    他很清楚的知道,哪怕就在那场朝议大会之前,这些满大殿的文人士子们之中,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费尽了心思想得到他们父子哪怕一丝青睐,不知道还有人削尖了脑袋希望能够钻进他们父子的势力圈子当中,哪怕只是能得他义父这位独柄朝政的秦相公一言之赞,也足以让这些个官员们兴奋莫名,对于未来的仕途充满无尽的幻想。

    虽说在他这位义父独禀朝政垂十余年之后,还能够够资格上得朝堂议事的朝中文臣士子,几乎都已经是经过了他们父子**认可的人物,然则在这秦桧独禀朝政垂十余年之后,对于在朝堂之上安插人选,已经成为一种惯例了,除了一些特殊的要职要缺之外,其他的职位人员虽然都还是经过了秦桧点头,但他们父子却多半并未给予多少关注。是以就在那场朝会之前,秦喜走上殿来,一路之上也还见到了不知多少人的媚笑之态,听到了不知道多少如潮的谀辞,不知道这大殿之上还有多少人,以得他们父子一顾为荣,甚至往往以能够跻身于他们父子**而自我标榜。

    而且,比照昔时宋辽之例,与金国尽力缔结和谈之盟,这一原本由秦桧所提出来的策略,这些年来在大宋朝堂应对金国之际,已然隐隐成为大宋上下所共守的国是,这里面固然有着秦桧**暗中极力推动,再加上那位天子官家庸怯懦弱,一味偏安自守的原因,然则若是没有朝堂之上文官集团的认可,却也是绝不可能。

    大宋自开国以来,除太祖太宗两朝,武功再无可足道之处,虽说大宋历代君王,无不自称以克复幽燕之地为己任,然则这么多年传承下来,到得真宗皇帝之后的大宋天子官家,嘴上叫得再响亮,心里却也早已然明白所谓的克复幽燕已然成为一句牙疼咒般的空话罢了。

    而也正因此,大宋朝堂上下,开始更加极力贬抑武功,而推崇文治,以至以朝堂史臣公然而称论三代之功,不以武功而以文治,由是而得出有宋一代文治之盛,超迈汉唐,实为三代之后独一无二的至盛之世这种让遗笑后人的结论来。

    事实上这样一种荒谬绝伦的理念,追根溯源,最早应始于真宗一朝,当日里的真宗皇帝御驾亲征,亲眼目睹了宋辽之战,经历了亶渊城下险胜求和,与金国订立亶渊之盟之后,心下基本上就已然明白了收复幽燕,克复神州的祖宗之志,由他而后,实在再没有多少可能实现,而大宋一向自居天下正统,却不得不在亶渊之盟中以兄事辽,实可谓是颜面尽失。

    那位真宗天子早期也算得上是为政清明,励精图治,然则他所面对的问题,却是奉行大宋皇朝那以文驭武,将从中御的祖制从根子上几乎必然引发的武备松弛,军队战斗力不强的问题,真宗皇帝不过一守成之主,没有那个魄力,也没有那个能力,却扭转这样的局面。

    然则作为数十年来一直接受着大宋为天下之中的宋室君臣来讲,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的局面,着实让他们实在难以面对,是以至上而下,无不极力找出一个让他们能够说服自己的说法,来证明他们认识之中维系天下的秩序并没有崩溃,来证明他们所置身的天下,仍然还是他们先前所认识的那个天下。

    也正因此,真宗一朝后期的君臣,才会如此近乎夸张般地强调着他们共同治理下的这片国度,是如何地繁华,是如何地兴盛,甚至借助封禅、符瑞等种种举动,来向所有人,包括向他们自己竭力地证明这一点,以使他们忘却一些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为此这些可以说是当世掌握着近乎所有知识的治国君臣,居然会如此坚持地认定一些至为荒谬的理论,并且对此深信不疑。

    而秦桧昔日刚刚鼓吹与金国和谈,将对金国之策略由拼死一战而转为不惜割地求和的过程之中,也自是借助了大宋朝堂上下君臣的这种心态。

    毕竟当日里南渡之初的大宋君臣,在那种乍一下由万方来朝的天朝上国,变成个风雨飘摇,几乎无立椎之地的流亡朝廷如此剧变之下,君臣上下在心态上面无疑也正面临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虽说当时的局面之颓坏,实不可与真宗年间相提并论,而靖康奇耻对于大宋君臣,对于文人士子心中那套对于天下的认知体系的冲击,也决不是亶渊之盟所能比拟,然则待得南渡之后的朝廷渐次安顿下来之后,他们那种急需于一种能够让他们坦然面对如此惨败,让他们能够继续支撑住他们心中那种认知体系的说法的心情,却也更要比亶渊之盟后真宗一朝的君臣,更要迫切上千倍百倍。

    错非如此,在当日那等情势之下,大宋开国太祖开基立国的汴京神器,仍旧陷落于胡虏之手,大江北岸千千万子民,兀自辗转于铁蹄之下,而岳飞、韩世忠辈那四路铁军并举,已然渐渐取得对于金国大军的战略攻势的时候,纵然秦桧再谋深智远,以其一人之力,也决无法扭转整个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