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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在新闻上看到王元鹅死了,还有很多人说他可能是他杀,我才回过味来,王乾山当时和我说的可能是什么意思……”m.

    “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意识到,王乾山这个人,可能……已经变成了一条彻头彻尾的疯狗。如果说他杀害父母,只是一时冲动,但他如果杀害自己的亲弟弟,则完全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

    “这个人,很可能已经失控……如果不把他关进监狱,不知道他还会干出什么杀人放火的事。所以,我有意将话题往他身上扯……”

    张秀文既然选择坦白自己的犯罪行为,也就再无作伪供或隐瞒的必要,甚至将一些在她看来“不可外扬”的家务事也一股脑儿全交代了。管它有用没用,先交代再说。

    “我公公婆婆生前立下一份遗嘱,把他们名下的房产门面分成三份,他们两兄弟和我,一人一份……公婆一直说要提前退休,还说要趁着能吃能喝能走的时候,到处去看看……都没人把他们的话当真,更没想到他们会那么早就立下遗嘱。”

    “这份遗嘱一直放在老宅保险柜里。我在修缮老宅的时候……出于好奇,尝试用二老的生日作为密码套开保险柜,都没有成功,最后……试着用王乾山的生日,却成功了。”

    “我看完之后……又把遗嘱放了回去,再也没动过。之后,我和王元鹅虽然在经济上产生矛盾,但这份遗嘱我从来没提过。”

    “我就是想把两个孩子扶养大,对他家的房子和门面没有半点想法。所以……想暂时收取部分门面租金,直到孩子长大成人。门面的所有权,我不会提出任何要求。”

    “王元鹅对我本来就有误会,我要是以这份遗嘱为依据来提收取门面租金的事,只会越描越黑,让他认为我想瓜分财产。搞不好,还得对簿公堂。这种事,要是搞到那个地步……太丢人了。”

    “王元鹅应该一直都不知道遗嘱的事。那天晚上,就是6月24日夜里,他居然说我……和王乾山离婚就是想发财,就是想从他家分房产和门面……我要被气死了,就和他说,我要是想打你家房产门面的主意,早就拿遗嘱出来和你打官司了。”

    “他……很吃惊的样子,还说我为了钱,居然连遗嘱都造出来了。我知道,和他已经没法正常沟通,就要他回老宅打开保险柜,看看里头的遗嘱到底是真是假。保险柜的密码也告诉他了。”

    马弘文仔细思考片刻,在张秀文的供词中并没有挑出什么毛病,就问了她一些琐碎问题,接着又就仿制三唑仑的犯罪行为向其发问。

    “柏林国际”小区监控视频里出现的红裙女人如果就是李倩,结合她进出小区都骑着电瓶车,以及6月28日早上王乾山在“君兮”酒吧外出现来看,王乾山和李倩极可能就生活在堰城。

    无论是推进调查工作需要,还是出于搜寻王乾山的目的,对王元鹅的手机通话人进行调查都是必然之举。

    既然有了明确的目标嫌疑人和搜寻范围,再结合王元鹅的手机通话记录,对王乾山和李倩的搜寻工作虽然仍旧如同大海捞针,倒也胜过之前如同无头苍蝇般到处乱撞。

    王元鹅的手机通讯录中,并没有备注为王乾山或李倩这两个姓名,或与之存在关联的相关称呼的联系人。

    在通话记录中,对所有未注明姓名的电话号码进行身份信息查询后,也没有发现当中有王乾山或李倩的姓名。

    那个时候,手机号码实名制不但远远没有普及,办一个手机号甚至可以不用绑定身份证号码。

    所以,在王元鹅的通话人当中,出现了几个未绑定任何身份信息的“黑号”。

    同时,考虑到机主本人有可能使用别人名下的手机号,再结合之前已完成的对王元鹅亲朋好友的摸排工作,在能确定部分通话人身份信息的基础上,办案人员干脆对其他所有的通话人,包括其中的“黑号”机主进行传讯。

    经核查,这些人当中也没有王乾山或李倩。

    这一过程中,有一名“黑号”机主引起过警方关注。

    通过电话问询,警方得知这人叫赵长康,男性,25岁。

    赵长康在接到警方的电话传讯后显得颇为紧张,在电话里头弱弱地说:“我昨天才被两个刑警截在饭店问话,今天……又被要求到公安.局接受问话,警察同志,我……我没犯什么事啊。”

    和他通话的办案人员问:“昨天找你问话的警务人员姓甚名甚,你没犯事这么紧张干什么。”

    赵长康说:“一个姓刘,一个姓段。你们……这样天天找我问话,我以为……你们是不是哪里搞错了,会不会冤枉我,所以紧张呀。”

    办案人员哭笑不得,只得将电话交给段明。

    段明听说这人的姓名,觉得有些耳熟,一时间却想不起来到底是谁。接过电话,交谈几句后,才记起这人居然就是他之前在监控视频中发现的,紧随红衣女人的电瓶车后,在“柏林国际”小区大门突然停车的车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