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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思齐打败了南京经略、兵部尚书张鹤鸣的大军后,苏州城明军守城兵丁主动投降,颜思齐进占了苏州.这样,中华军占领了北起扬州、镇江,南到太湖之滨、苏州、宜兴一带,东起大海西至长江沿岸芜湖一带的大片富庶的江南地区。

    江南是明朝最富庶的地方,但是,这富庶属于皇亲国戚、官商、士绅地主和一些勾结官府的富商,和小老百姓无关。尹峰前几年考察江南一带时,已经发现苏松、湖州等地小农弃地为流民以及卖地成为大地主佃户的现象很严重。

    而江南一带把佃户例称”佃仆”,地主每以佃为仆,禁止其参加科举考试。佃农是地主土地的附属物,佃户每随着土地所有权的买卖而换易主人,几乎等同农奴。绅衿大户,欺压佃户,视其为奴仆,霸其妻子者屡见不鲜。中华军所占州县,所执行的法律,是大明律和中华公司规章的混合体,因此一般不轻易去触动官绅豪族的利益。但是对反抗中华军的地主豪绅一律格杀勿论,抄家分地产。这使得一些奴仆、佃户看到了希望,他们有些人就有意在在乡间攻击中华军,主动束手就擒,然后供出是主家所指使的。接下来,中华军就会抄了那些地主的家,把田地分给佃户、奴仆们。

    一般默认了中华军统治的地主们,大多数人不得不稍微改善一点佃户的待遇,深怕他们会去铤而走险、殃及自己的全家。

    这时代的官府,政令出了县城大门,就得依靠地方乡绅的势力来执行,基层政权组织完全要靠地主乡绅来维持,因此大明官府的行政权力在乡村一级,基本是不存在的,这些权利掌握在地主们手中,乡绅土豪就是为所欲为的土皇帝。

    江南更加是朝廷重赋之地,苏松一带赋税之重,在全国首屈一指。嘉靖年之前,苏松税粮就已经占了全国总税粮的九分之一:

    明朝初年,国初总计天下税粮,共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石,浙江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石,苏州二百八十万九千余石,松江一百二十万九千余石。浙江税粮相当于全国九分之一,苏州稍微少于浙江,以一府抵一省,号称“天下之最重也”。松江半于苏,苏一州七县,松才两县,较苏之田四分处一,则天下税粮之最重者,就数松江了。

    而万历四十五年的税粮,很明显是不用交了,想交也没处交。中华军宣布了三年免征的措施,还禁止地主逼租;对于佃户抗租的事一律不管,只是让地主们自己去和佃户谈和,而明朝官府一向是会主动出面帮他们催租的。

    这些免征粮政策深得小自耕农和乡间小地主的欢迎。至于那些士绅官商,秉承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的古训,没有勇气站出来对抗中华军。而且中华军军纪极好,比明军而言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老百姓都看在眼中,士绅们的特权虽然失去了官府保护,财产受到了打击,但是由于中华军和一般老百姓相安无事,士绅阶层很难以此来鼓动百姓起事反抗。

    最欢迎尹峰的大军到来的人群,那就数商人和工匠了。

    最高兴的人群是手工业工匠,江南地区发达的手工业使得中华军招收工匠的工作十分顺利,被中华联合公司丰厚报酬吸引的工匠们成千上万地向南京城集中,有的在中华军临时开设的丝织厂、军工厂中已经开始干活,大多数都要坐船去台湾、吕宋、琉球、西婆罗洲等地。他们和公司签订契约,必须为公司干活满五年后才能解约成为自由工匠,同时也可以以匠师身份加入公司的各家工场,成为公司长期雇员。五年期满后,他们可以回老家,或者自己在公司统治区开设自己的作坊。

    商人们现在可以直接和中华联合公司做生意了,无论商家大小都可以公平买卖,原先垄断市场的官商、“权商”都随着逃跑的官府与官军走了,这些商人因此受益非浅。

    商业贸易在这几个月内,在中华军统治区异常繁荣起来。甚至在湖州北面的太湖岸边,也有不少商人就在官军眼皮底下和中华公司在做买卖。实际上打败而归的官军士气低落,根本就不想来管小商小贩们的这些事。

    沿着长江,从上游来的川、湖广、江西的商家的船只络绎不绝,中华军的大炮巨舰甚至一直巡逻到了南昌城下,一路为各商家的船只护航。官军长江水师已经全军覆灭,对中华军的战舰完全无能为力。顾炎武写文章说:“自万历以后,天下水利、碾硙、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相沿以为常事矣”。在这种情况下,官商地主实际是控制了工商业经济的。

    但是中华军的到来,冲击打破了这些老一套的工商业次序,没有了官府的保护,官商勾结的以徽商为主的盐商、山西晋商等商帮在江南的势力遭到了重大打击。他们没有了官府的保护,根本无法和中华公司在公平买卖的基础上进行实力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