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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听话,麻溜儿滚到一边去。

    生活不断教训我们,吃一堑长一智。我再清楚不过,我爹出手的速度有多快。那一刻我只有一个选择,赶在他没做出剧烈反应之前,抬脚就逃走了,免得挨一记大耳雷子。

    走出胡同西口,穿过两条路,就到了劳动大街,俗称“国际大街”。

    劳动大街,

    灯火辉煌。

    国际友人,

    经常来往。

    这几句顺口溜儿,足以说明这条街在我们城市的地位,也是那时最宽阔一条柏油路,偶尔会有外国人专车通过。今天虽没见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却也热闹非凡,人头攒动,一支支游行队伍缓缓通过,延绵不断,像一条长长的人龙,既望不见头,也瞅不见尾。

    走过去的队伍中,既有蓝色工作服的产业工人,也有系白围裙的纺织女工,还有白大褂的医生和蓝大褂的售货员。人数最多当属穿草绿色军装、戴红袖标的红卫兵队伍。每支方队前头举着一副横幅,跟在横幅后面的人马踩着步点,一声连一声高呼“革命”口号,一支方队口号声刚刚落地,另一支方队口号声便响彻云霄,此起彼伏,连绵不绝。

    目睹此景,我热血沸腾起来,只差振臂高呼。

    就在此时,路远端传来一阵高音喇叭的尖叫声。

    我极目望去,随着声音增大,安着大喇叭的吉普车露了头。

    跟在吉普车后面,行驶着一辆辆“解放”牌卡车组成的车队。

    每辆卡车上面,站立几个全副“武装”的大汉,押着一个或两个五花大绑的人。每个被戒押者,头戴一顶圆锥似高帽,脖子吊一个大牌子,个个都耷拉着大脑袋。嘿嘿,连写在牌上的名字也不得好,还被打上一个血红色的大叉,跟押上法场的死囚差不多。

    此情此景,我已见惯不怪。

    但是,世上没有最怪,只有更怪。

    忽然,一个小女孩叫道:“快看!有两个和尚。”

    顺着那女孩目光望去,果然,我看到两个光头的人。

    必经我比女孩多吃两天咸盐,知道那是两个细皮肤的女人。

    然而,和那些五花大绑的男人不同,她们没戴高帽,胸前也少戴一块牌子。不过,应该戴高帽的脑袋没得一点好,已被剃没了一根头发丝,就像慈恩寺里的老和尚;本该挂块大牌子的地方也没闲着,取而代之的是,荡啷一双来回晃荡的“解放”牌黄胶鞋。

    我蓦然一惊,突然想起了长发的三婶。

    时间过得有多快,思想的时间走得就多快。

    不知过去了多久,一支支游行队伍已经走尽了,围观的人们也悄悄回家了,只剩下我一个人还默默站在街旁。很快,天便黑透了,突然刮起一阵风。那股疾风掠过,从路旁那排钻天杨树上扫下来几片绿绿的叶子,轻轻飘落到路灯下面的柏油路上。

    顿时,我脑袋灵光一闪,照亮了那片浑浊地带。

    思想绕过九曲十八弯,才见到一片平原,我也终于想明白了。

    此时才我知道,我之所以想起了三婶,并不是由于卡车上押着的两个女人,也不是悬挂她们胸前那两只破了洞的黄胶鞋,而是因为我看见那两个精光透亮的脑袋瓜。这叫我触景生情,不禁黯然忧伤,担心有一天,也会有人剪掉三婶那一头瀑布般的长发。

    ……

    我的担心不无道理,这天很快降临了。

    那是星期日上午,我大哥休息。我从早上睁开眼睛,就见他一人守在窗户前,两只眼睛直勾勾看着窗外,吃饭时也不正经吃,紧盯着三婶家的小院门,整整一个上午。

    那会儿,他已经和孙叔侄女谈上了恋爱。昨晚,二人去看了一场京剧《红灯记》,三婶弄来的白票。也许两人昨天谈兴奋了,意犹未尽,又约好今天上午在三婶家再见面。不知是大哥记错了时间还是姑娘搞错了日子,晌午都过去了,还没见那姑娘一点影子。

    猫叫秧子狗反群,

    兔子打蔫猪打滚。

    大哥渐渐坐不住了,虽说他没打蔫也没躺地上打滚,却有点看直了眼。期间,他不断看着手表,看着看着就腾地站起来,支使我去三婶家瞧一瞧,看看那姑娘来了没有。

    我说:“不是我娶媳妇,不去!”